1948年9月，济南城外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里，粟裕与宋时轮的一次争执，把两个人性格上的差异暴露得很清楚。一个习惯从全局计算胜负，一个正为部队长期担任阻击、伤亡较大而憋着一口气。
当时，华野第十纵队奉命担任打援任务。粟裕认为，这是牵制敌军、保障攻城的关键一环；宋时轮却觉得部队尚未恢复，难以按时投入。他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十纵需要休整，眼下承担这样的任务，恐怕有困难。”
会场顿时安静下来。宋时轮的态度越来越急，甚至拍了桌子，表示自己不干了，要到东北去休息。对一名方面军指挥员来说，当众顶撞上级，已经不只是情绪问题，而是涉及军令和部队统一指挥。
消息传到中央，毛泽东一度提出撤换宋时轮。粟裕没有顺势追究，而是很快发电说明情况：“宋时轮仍保留原职，如必须撤职，待战役结束后再行调动。”这句话，替宋时轮留下了继续领兵的余地。
两人的矛盾，并非突然形成。解放战争初期，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，宋时轮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。一个长期依靠地方武装独立作战，一个出身主力系统，彼此的经历、部队传统和威望来源并不相同。
1947年，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。粟裕此前已经以苏中战役中的“七战七捷”证明了指挥能力，军事主导地位逐渐确立。宋时轮则改任第十纵队司令员，身份关系发生了变化，过去相近的资历，也不再等同于眼前的指挥权。
第十纵队有一个响亮的特点：防守坚韧。战场上流传着“排炮不动，必是十纵”的说法。可在华野频繁实施大规模攻坚和穿插的阶段，第十纵队常被安排阻击、打援，承担的任务危险而艰苦，能够直接分享的战果却相对有限。
宋时轮对此并非没有意见。尤其是1947年8月，第十纵队在敌军追击下仓促北渡黄河，部分部队和支前群众未能及时过河，造成较大损失。中央电报批评宋时轮“私自北渡”，这让他十分困惑，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接到了的口头指示。
这件事的关键，在于指挥关系和命令手续。当时第十纵队并不直接隶属于陈士榘、唐亮兵团，只是接受陈士榘指挥。战况紧急，口头命令先行，书面凭据没有及时形成，事后便出现了责任认定上的分歧。
陈毅、粟裕了解情况后，没有立即撤换宋时轮，而是向中央说明“北渡责任待后再谈”，让第十纵队继续作战。对宋时轮而言，这份处理并没有立刻消除心结；对粟裕而言，却是把部队稳定和战役大局放在了个人冲突之前。
济南战役结束后，宋时轮作了检讨。粟裕没有抓住这次顶撞不放，反而多次建议让他留任，“戴罪立功”。此后的徐东阻击战中，第十纵队承担了极其艰巨的任务，宋时轮也用实际表现证明，粟裕当初的判断并非没有依据。
这段旧事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完全消失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宋时轮参加抗美援朝，回国后逐步转入军事教育和研究工作。粟裕在1958年受到批评后，也离开了一线指挥岗位，两人后来都在军事科学院工作，交集反而比战争年代更多。
20世纪60年代，宋时轮、钟期光受到冲击。两人都曾是粟裕麾下的干部，粟裕设法把有关材料压下，并多次向周恩来请示。这样的保护未必公开，却让宋时轮记在心里。过去战场上的不快，渐渐被更长时间的相处和现实中的相互扶持所冲淡。
1984年2月5日，粟裕在北京逝世，终年77岁。追悼会上，宋时轮情绪低沉，对身边人说：“粟司令对我有恩，我困难的时候，他三次保过我。”这不是客套话，而是他对两人关系的重新说明。
有意思的是，宋时轮并没有把这份感激停留在私下。1987年前后，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，他提出应当纠正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对粟裕所作的不当结论，恢复粟裕应有的名誉。对于长期沉默的问题，这样的发言需要相当大的责任感。
1989年出版的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军事卷》，由宋时轮担任主编。书中关于粟裕的条目，写入了“粟裕将军曾受到长期不公正对待”等内容。1994年，中央有关文件进一步为粟裕恢复名誉。那场迟来的辨析，留在了战争亲历者和军事将领共同写下的历史记录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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